yabo亚博网站登录首页:乾隆对俄罗斯的贸易制裁《茶叶战争》第一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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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茶叶战争》第一章:1840年的茶叶战争。第二节:“以茶制夷”的观念演变。;一、乾隆对俄罗斯的贸易制裁。

  “以茶制夷”的思想,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一贯观念,在明代被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清代不过承袭了这一治国思潮,一切有迹可循。晚清重提这一论调,惨遭后世嘲笑之处在于:这个时候的“夷”,是涉洋过海而来的其他人种,而非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一直联系紧密的少数民族。然而,于大清国政界和知识界而言,像英国这样的外夷,与其他少数民族没有什么区别,产生这种想法,大约跟他们与中国相邻的另一个“外夷”俄罗斯长期打交道不无关系。

  茶叶、大黄……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。——赵翼

  在“以茶制夷”的观念上,乾隆时期的历史学家赵翼有一段很著名的言论:中国随地产茶,无足异也。而西北游牧诸部,则恃以为命。其所食膻酪甚肥腻,非此无以清荣卫也。自前明已设茶马御史,以茶易马,外番多款塞。我朝尤以是为抚驭之资,喀尔喀及蒙古、回部无不仰给焉。       

  赵翼画像

  太西洋距中国十万里,其番舶来,所需中国之物,亦惟茶是急,满船载归,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。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,病者非此不治。旧尝通贡使,许其市易,其入口处曰恰克图。后有数事渝约,上命绝其互市,禁大黄,勿出口,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。今又许其贸易焉。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。前一段,赵翼总结的是明清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北民族采取的茶叶政策,后一段则将茶叶政策推广到俄罗斯和英国等其他国家。

  明代“以茶制夷”的思想可谓被从头贯彻到尾巴。明太祖朱元璋对渝蜀王朱椿时说:“国家榷茶,本资易马。边吏失讥,私贩出境:惟易红缨杂物,使著人坐收其利,而入中国者少,岂所以制戎狄哉?”他的意思很清楚,国家垄断茶叶,目的是用茶换战马。现在边关松懈,私茶出境,拿我们有用之物,换些个无用的东西,让别人尽收其利,而自己吃亏,这怎么能够体现“以制戎狄”呢?为此,他推出了茶叶的金牌制度,最终形成了“茶贵马贱”的贸易格局,把利益和控制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。

  在明嘉靖年间,政府已然将“以茶制夷”的政策玩得炉火纯青。嘉靖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材有一番高论:“盖西边之藩篱,莫切于诸番,诸番之饮食,莫切于吾茶。得之则生,不得则死,故严法以禁之,易马以酬之。禁之使彼有所畏,酬之使彼有所慕。所以制番人之死命,壮中国之藩篱,断匈奴之右臂者。其所系诚重且人,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。故在当时茶法通行,而无阻滞之患。”梁材.宜茶马事宜疏[M]//陈子龙,等.明经世文编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:955960.

  在明代,西北乃至西南游牧民族离不开华夏之茶,政界和知识界早就对此达成共识。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茶叶,就能控制住人群与疆土,而茶叶所到之处,也成为中原文化上的疆域。

  嘉靖之所以不愿意给后蒙政权的俺答汗开茶马互市,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,一旦蒙古人掌握了茶叶,他们就会与藏族及其他游牧民族形成联盟,那么“以茶制夷”的政策就会失控。  这点,不妨看看朱棣时代著名学者解缙的言论。他在《送习贤良赴河州序》的文章里诉说了一个因茶而形成的文化疆域,明朝在河州设置陕西都司和茶马司,“控西夷数万里,跨昆仑,通天竺,西南距川,入于南海”这不是明廷实际控制的疆域,而是对茶传播而想象出来的疆域。而朱元璋的治边策略,就是力图用茶去打通西方。

  清代在满蒙藏联盟的背景下,加上康熙、雍正及乾隆的文韬武略,解缙的想象区域成了清廷实际控制的区域。而茶叶也慢慢演变成特别供给物资,而不像之前仅仅是“茶马贸易”的品种,但其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属性依旧没有改变。

  解缙认为,中国货中最好的就是茶,好比他们认为番人货中最好的就是马一样。茶之于夷人,如同酒醴之于中国人。因为茶马贸易,许多夷人也开始学习中国的知识,对中国也有了向慕之心,那么茶的作用就很显然。茶有着“夷夏之交,义利之辨,寅宾尚忠信而笃敬,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”的作用。

  解缙的构想基于两个重要提前:一是茶必须只有明廷(中原)才能提供;二是夷番必须嗜茶如命。这样一来,茶便作为媒介,带来了观念的变化。

  西边(夷番)——茶——中心(华夏)

  西边(野蛮)——茶——中心(礼仪)

  西边(藩篱)——茶——中心(堂奥)

  随着茶的传播,华夏与番夷有了更深入的往来。通过贸易、文化等渗透,最终在心理上获得西边的认同,中心也随着茶而发生空间上的迁移,最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与茶叶贸易圈。

 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表明,中国之所以拒绝与那些外夷贸易,是因为其自身就有一个朝贡贸易圈,他们不需要通过英国人就能达成很好的贸易循环,而并非费正清等人所言“西方的冲击造成中国和亚洲的近代化”。这个贸易圈里,有朝鲜、越南、泰国等传统附属国,也有俄罗斯和日本这样与中国只有朝贡关系但独立的国家。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了,是因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发生了危机,最终促成中国近代化的转型。滨下武志.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: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[M].朱荫贵,译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9.朝贡贸易圈就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谓的“亚洲经济圈”,只是传统研究更多侧重其礼仪和政治层面。

  1794年(乾隆五十八年),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来到中国,向皇帝提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请求。乾隆帝也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:“天朝物产丰盈,无所不有,原不藉外物以通有无。特因天朝所产茶叶、丝斤、瓷器,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,是以加恩体恤,在澳门开设洋行,俾得日用所资,并沾余润。”

  赵翼说茶天生是我朝控驭外夷之具,正是传统“以茶制夷”观念的产物,强调的是控制,是皇权的威慑力,而非只是贸易赚点银子。而大黄控外夷之根据,则源自关闭恰克图互市的实践。       

  1728年,中俄签订了《恰克图条约》,自此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的市场。后来因为俄罗斯窝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罗斯人在边境抢劫,乾隆曾三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市场,分别为1762—1768年、1778—1780年、1785—1792年,加起来有15年之久。这15年里,大清对俄罗斯进行了贸易制裁,外禁皮毛输入,内禁茶叶输出,使俄罗斯至少损失了500万卢布。

  19世纪的恰克图1750年,乾隆就点出了俄罗斯的死穴:“俄罗斯地虽富庶,而茶布等物,必须仰给内地。且其每年贸易,获利甚厚,不能不求我通市。中国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。”

  清代研究俄罗斯的著名地理学家何秋涛也谈到,他写《朔方备乘》是为了达到“知夷制夷”的目的,为大清抵御沙俄侵略提供全面的依据和参考。谈到中国贸易的时候,他高度总结为八个字:“彼以皮来,我以茶往。”回顾中俄两国的贸易史,会发现确实如此。

  根据郭蕴深在《中俄茶叶贸易史》中的记载,1672年,东西伯利亚向中国输出了13000张貂皮,但带回去的茶很少。1692年,俄罗斯一支私人商队从中国带回去300箱茶叶,这比以往增加了不少。18世纪初期,毛皮是俄国的主要出口商品,占其对外贸易总值的80%以上。1728年,俄罗斯一支商队带出了210万张毛皮,在北京销售了100多万张松鼠皮,20万张银鼠皮,15万张狐皮,10万张貂皮。

  1755—1762年年间,俄国进口了6000普特普特,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,是重量单位,1普特=40俄磅≈16.38千克。的茶叶,主要是白毫、珠兰和绿茶,进口了5000~7000普特的砖茶。1762—1785年,每年从恰克图输出的茶叶近3万普特,占清朝全部出口商品总值的15%,茶叶成为继棉布之后的第二大出口产品。1789年出口茶叶为46997普特,1799年出口茶叶为52343普特,1800年出口茶叶达到69580普特。郭蕴深.中俄茶叶贸易史[M].哈尔滨: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1995:3738.茶叶贸易让西伯利亚这个贫寒之地变得富裕起来,茶叶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,也成了恰克图俄国商人财富的重要象征。苏联学者西林说:“每个商人都只用茶叶来炫耀,他们把来客没有见过的各种类的茶叶一种接一种地拿出来给他喝。”

茶叶贸易让恰克图成为著名的北方小镇,生意兴隆。“恰克图”来自蒙语词,意思是“有茶的地方”。1774年,俄国商人有488人,行会人员有908人。1800年,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征收了715364卢布的关税,占俄国全国关税的20%,一个恰克图的收入抵得上俄国三个省的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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